新的文化观念启迪了创造新文化的实践活动。中日甲午战争后这种工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批判封建主义的旧文化和建立资产阶级近代新文化。当时进步的人士吸收了西学中的民主思想，对封建专制思想体系发起猛烈的批判，要求冲破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摆脱纲常名教的牢笼。刊登在《新世纪》的《排孔征言》一文竟然提出“孔丘之革命”[30]的主张。这在当时确是大胆之论。在批判封建传统文化的同时，进步知识分子从事近代文化事业的建设。他们从丰富的西学中汲取营养，把西方的民主精神当作中国近代新文化的内质和改造中国的良方妙药。青年革命家邹容在《革命军》中大声疾呼：“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得斯鸠万法精理、弥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之也。……夫卢梭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苟其欲之，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幡宝，以拓展于我神州土。”[31]中国近代文化的许多方面都从输入的西学中汲取了营养，如思想观念、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教育、文艺、文字改革、社会风俗等，都在外来文化（包括西学）的影响下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或局部性地，或根本性地改变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