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学从业群体的极度宽泛，文化学研究成果的过于贫血，文化学学科建设的严重滞后，显然是三面一体的，但个中关键又在于如何切实地在大学教育体制中落实文化学的学科建设。一方面，文化研究的泛化，甚至文化研究的泛滥，不仅不会促进文化研究的开展，反而会伤害文化研究自身，因此，纯化文化研究，加强文化学基础理论的建设，十分必要，也大有可为。另一方面，没有专业人才的教育和培养，也就难以真正科学地建设文化事业，也就难以有学科体制的设立和学科建设的成长，因此，不仅要大力提高政府决策部门的文化自觉意识，将文化学学科建设纳入体制之中，而且各级各类学校的相关领导以及从事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也要立足长远，把文化学学科的设立当做一种社会责任，当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总之，在李宗桂教授看来，从目前的情况看，无论是历史地展开文化学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还是逻辑地实现文化研究的科学性问题，都与体制瓶颈的突破密不可分。正因为如此，当代中国的文化学学科建设何其任重而道远！令人欣慰的是，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拟定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编写教材之一是《中国文化概论》，袁贵仁教授、李宗桂教授、陈洪教授、杨耕教授等被聘为课题组首席专家，课题组主要成员中包括来自不同学科的著名专家，例如陈先达教授、瞿林东教授、杨国荣教授、吴晓明教授、张法教授等，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当代中国的文化学学科建设将因全新的《中国文化概论》的成功编撰而获得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