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两位小鸟似的老小姐家中，丝毫都没有改变。那只座钟仍在壁炉架上嘀嗒作响，那个晴雨表依然在门厅的墙上挂着。不管是座钟还是晴雨表，没有一样是准确的，但我们把它们奉若神明，虔诚地相信它们。
我依法已经成年，已经有了二十一岁的尊荣身份。不过这是一种硬塞给你的尊荣，现在还是让我来看看，我已经取得一些什么成就吧。
我已经驯服了野性十足的、神秘的速记术，靠它挣了不少钱。由于我在这种技艺方面的各种成就，我有了很高的声望，因而跟另外十一个人一起，给一家《晨报》报道国会的辩论。我夜复一夜地记录着那永不实现的预测，从不兑现的诺言，只能使人糊涂的解释。我一直在文字上打滚。不列颠尼亚[1]，这个不幸的女子，在我面前永远像一只被扦穿牢，被绳缚住的鸡。这扦便是衙门刀笔，把它的全身穿了又穿，这绳便是官样文章，把它的手脚缚了又缚。我因为深入内幕，所以深知政治活动的价值。我十足是个政治活动的离经叛道者，而且永远也不会归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