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很早就开始学习桐城文，自称“国藩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3]后来，由于经世文派的兴起和桐城派的衰落，曾国藩对桐城古文也有了新的认识。他觉得桐城派要想振兴，就必须顺应时代的要求，对以往的理论进行变革。他受梅曾亮“因时”观的影响，认为只有经世致用，才是挽救桐城派的唯一良药。他在姚鼐所提倡的“义理、考证、词章”三项中又加入“经济”，认为此四者缺一不可。所谓“经济”，即经国济世，实与经世致用同义。提倡文章的“经济”作用，重视文章在政事上的实用性，以纠正桐城古文的空疏迂阔，这是曾国藩对散文发展的一个突出贡献。曾国藩很推崇魏源所编的《皇朝经世文编》，因为该书完全是以经世致用为标准选录的。作为仿效，也作为自己“义理经济”观的具体体现，曾国藩选编了《经史百家杂钞》。与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相比，该书打破桐城派的桎梏，选了经、子和六朝的文章，扩大了选录文章的范围，集中体现了桐城派从姚鼐到曾国藩之间的显著变化。
曾国藩在政治方面，是封建统治的得力维护者。他极力宣扬儒学义理等封建文化思想，正是为了重整清王朝的统治秩序。他在文章方面提倡的“经济”观，是想借助文章这种工具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从这种功利主义的目的出发，为了更好地发挥文学的政治作用。曾国藩强调“道统”与“文统”的统一，在重视儒家义理的同时，也重视古文的文艺性质。他对宋儒“崇道贬文”的做法深表不满，对桐城派的各位宗师也均有批评，尤其对方苞散文的缺乏文采屡加贬责。他深知，“言之不文，行而不远”，文章要想发挥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作用，就必须文道俱重，讲究文采。也只有如此，才能挽救桐城派日渐衰落的局面。曾国藩重视文章的修饰，注重“文境”的追求。他把姚鼐提出的阳刚、阴柔再分为八，“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4]，显示了他对文章艺术美的深刻理解。他还主张散文创作应从经学和道学中解脱出来，独辟蹊径。主张冲破桐城“义法”的框框，认为古之文初无所谓“法”，后人所创造的“法”，乃是本不能文，强取古人所造而模拟之的结果。曾国藩勇于突破桐城旧轨，大胆创新，开辟艺术新境界，为桐城古文的振兴带来了一线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