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很早就开始学习桐城文,自称“国藩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3]后来,由于经世文派的兴起和桐城派的衰落,曾国藩对桐城古文也有了新的认识。他觉得桐城派要想振兴,就必须顺应时代的要求,对以往的理论进行变革。他受梅曾亮“因时”观的影响,认为只有经世致用,才是挽救桐城派的唯一良药。他在姚鼐所提倡的“义理、考证、词章”三项中又加入“经济”,认为此四者缺一不可。所谓“经济”,即经国济世,实与经世致用同义。提倡文章的“经济”作用,重视文章在政事上的实用性,以纠正桐城古文的空疏迂阔,这是曾国藩对散文发展的一个突出贡献。曾国藩很推崇魏源所编的《皇朝经世文编》,因为该书完全是以经世致用为标准选录的。作为仿效,也作为自己“义理经济”观的具体体现,曾国藩选编了《经史百家杂钞》。与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相比,该书打破桐城派的桎梏,选了经、子和六朝的文章,扩大了选录文章的范围,集中体现了桐城派从姚鼐到曾国藩之间的显著变化。
曾国藩在政治方面,是封建统治的得力维护者。他极力宣扬儒学义理等封建文化思想,正是为了重整清王朝的统治秩序。他在文章方面提倡的“经济”观,是想借助文章这种工具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从这种功利主义的目的出发,为了更好地发挥文学的政治作用。曾国藩强调“道统”与“文统”的统一,在重视儒家义理的同时,也重视古文的文艺性质。他对宋儒“崇道贬文”的做法深表不满,对桐城派的各位宗师也均有批评,尤其对方苞散文的缺乏文采屡加贬责。他深知,“言之不文,行而不远”,文章要想发挥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作用,就必须文道俱重,讲究文采。也只有如此,才能挽救桐城派日渐衰落的局面。曾国藩重视文章的修饰,注重“文境”的追求。他把姚鼐提出的阳刚、阴柔再分为八,“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4],显示了他对文章艺术美的深刻理解。他还主张散文创作应从经学和道学中解脱出来,独辟蹊径。主张冲破桐城“义法”的框框,认为古之文初无所谓“法”,后人所创造的“法”,乃是本不能文,强取古人所造而模拟之的结果。曾国藩勇于突破桐城旧轨,大胆创新,开辟艺术新境界,为桐城古文的振兴带来了一线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