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东野圭吾最重要的作品无疑是《白夜行》，这部作品虽然只在次年提名直木奖，但后来为东野圭吾赢得了很高声誉。这部小说以日本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为背景，将人性的扭曲和黑暗写到了极致：家庭窘迫的母亲强迫女儿出卖肉体，目睹父亲侵害少女的少年弑父，为了不让罪行被发现疯狂杀死周围的亲人、朋友等，小说刻画了一幅“人性至暗时刻”的画面。桐原亮司为了不让警察追查到雪穗，将对她的保护延续到了生命的最后——手持剪刀冷静自尽。对着桐原亮司的尸体，雪穗一次也没有回头，似“血里流的都是冰碴子”的阴冷和哀情，又似包裹了厚厚的壳来面对当时少义寡恩的社会，矛盾像是“行走在白夜”一样毫无出路。
就像前文（第一章）所述，日本社会在东方也是比较独特的存在。在漫长的历史中，大中华文化圈里，普遍是国家管理（主体是居于统治地位的皇权和官僚）和社会自治（主体是乡绅、家族）的“二元结构”，社会具有很大的弹性，对苦难有比较大的消解功能，也更能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平和稳定的状态。另外，代表性的儒释道文化都强调感化而不是“惩罚”和“复仇”。但是日本社会里，这种弹性并不明显，无论是国家生态、社会生活还是家庭个人，都容易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走向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