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滔滔雄辩，把卫兵说服了。我们便受了这个残酷的手术。祭司拿阉割的儿童用的药膏，替我们敷上。我们差不多全要死下来了。
“卫兵们刚吃完我们供应的筵席，俄罗斯人已经坐了平底船冲进来，把卫兵杀得一个不留。俄罗斯人对我们的情形不加理会。幸而世界上到处都有法国军医。其中有个本领挺高强的来救护我们，把我们治好了。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我的伤疤完全结好的那天，他就向我吐露爱情。同时还劝我们大家别伤心。说好几次围城的战争都发生同样的事，那是战争的定律。
“等到我的同伴们都能走路了，就被带往莫斯科。分派之下，我落在一个贵族手里。他叫我种园地，每天赏我二十鞭子。两年之后，宫廷中互相倾轧的结果，我那位爵爷和三十来个别的贵族，都被凌迟处死。我乘机逃走，穿过整个俄罗斯，做了多年酒店侍女，先是在里加，后来在罗斯托克、维斯玛、来比锡、卡塞尔、攸德累克德、来顿、海牙、罗忒达姆。贫穷和耻辱，磨得我人也老了。我只剩着半个屁股，永远忘不了是教皇之女。几百次想自杀，却始终丢不下人生。这个可笑的弱点，大概就是我们的致命伤——时时刻刻要扔掉的枷锁，偏偏要继续背下去。一面痛恨自己的生命，一面又死抓不放。把咬你的毒蛇搂在怀里抚摩，直到它吃掉你的心肝为止，这不是愚不可及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