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他这种史学态度，在《史记》中，便初步探讨了人们的政治地位与经济的关系，思想行为与物质利益的关系，从而把物质生产的历史当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史。他在《货殖列传》中，关于物质生产的问题有着天才的论述：
待农而食之，虞（矿）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乎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贱，各劝其业， 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那。
所以，司马迁认为，“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宝之君， 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他把一个专搞生产的白圭，与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平列，说：“吾（白圭）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鞍行法是也。”
（货殖列传）作为《史记》压轴之作，可见司马迁对经济生活影响历史进程的作用是很为重视的，并试图从中找出规律，立起史识。他说：“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 口欲穷当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执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吵论，终不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