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说，我当时就用我们两个人的名义给米考伯太太写了一封安慰的信，并由我们两人签名。当我们步行去城里寄信时，特拉德尔和我进行了长时期的讨论，还做了种种揣测，这里就不再多说了。那天下午，我们还请我姨奶奶参加我们的讨论；不过，我们唯一的结论是：我们必须按时赴米考伯先生之约。
我们到达时比约定的时间还早一刻钟，而米考伯先生已在那里了。他抱着双臂面壁而立，神色颇伤感地看着墙头的大铁钉，仿佛它们是他年轻时被当作蔽隐之处的树枝。
我们招呼他时，他态度更加狼狈，也比过去更少绅士风度了。为了这次旅行，他没穿那法律家的黑衣，而是穿了他的旧紧身外套和紧身裤，但旧时风度已不多存了。我们和他谈话时，他渐渐恢复了常态；可是他的眼镜挂在那里似乎不那么自在，他的硬领虽然仍和旧时一样高，也有点点软沓沓地垂下来了。
“二位先生，”米考伯先生闲聊了几句后说道：“你们是患难中的朋友，也是真正的朋友，请允许我敬问·现·在的科波菲尔夫人和·将·来的特拉德尔夫人（这就是说，我的朋友特拉德尔先生似乎还没和他所爱的人儿作同甘共苦的结合）玉体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