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说,我当时就用我们两个人的名义给米考伯太太写了一封安慰的信,并由我们两人签名。当我们步行去城里寄信时,特拉德尔和我进行了长时期的讨论,还做了种种揣测,这里就不再多说了。那天下午,我们还请我姨奶奶参加我们的讨论;不过,我们唯一的结论是:我们必须按时赴米考伯先生之约。
我们到达时比约定的时间还早一刻钟,而米考伯先生已在那里了。他抱着双臂面壁而立,神色颇伤感地看着墙头的大铁钉,仿佛它们是他年轻时被当作蔽隐之处的树枝。
我们招呼他时,他态度更加狼狈,也比过去更少绅士风度了。为了这次旅行,他没穿那法律家的黑衣,而是穿了他的旧紧身外套和紧身裤,但旧时风度已不多存了。我们和他谈话时,他渐渐恢复了常态;可是他的眼镜挂在那里似乎不那么自在,他的硬领虽然仍和旧时一样高,也有点点软沓沓地垂下来了。
“二位先生,”米考伯先生闲聊了几句后说道:“你们是患难中的朋友,也是真正的朋友,请允许我敬问·现·在的科波菲尔夫人和·将·来的特拉德尔夫人(这就是说,我的朋友特拉德尔先生似乎还没和他所爱的人儿作同甘共苦的结合)玉体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