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个有关疼痛的例子很重要，因为价值和反面价值（disvalue）的观念实际上就是“要加以促进”和“要加以阻止”这种想法，而这在经验状态下非常可疑。但是内格尔似乎感受到一种强大的动力，想要更加一般地说出这种价值的真实性。对于通常所谓义务论的推论，他抱有坚定的信念，这些推论可以用来作为反对做某些事情的理由，尽管做了这些事情可以导致较好的各种效果。例如，他会认为在各种案件的审问中刑讯逼供是错误的，因此我有很强的理由不这样做，虽然拷打犯人会导致较好的效果，比如可以阻止其他人犯下更为严重的罪行。但是内格尔发现这样的推理就其并非建立在事件状态的善与恶之上而言会产生“形式上的困惑”。他问道：“怎么会有一个不扭弯某人胳膊的理由不同于阻止他的胳膊不被其他人扭弯的理由呢？”[5]
这个例子在这里涉及的不仅仅是疼痛，而且涉及故意使其发生的错误。所以内格尔提出的问题是一般性的：一个使坏事情不发生的理由与其他行为者或自然力阻止这件事发生的理由怎么会不同呢？内格尔相信这个问题是能够回答的，但他用这个问题来表现一场困难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