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土壤上
这个民族，本来是以自己的鼻子为宇宙感的中心的。一百年前，那鼻子像是给鸦片的火灾烧焦了。从此，焦鼻子闻到的，只是地中海的芬芳、巴黎的馥郁、伦敦的成熟、纽约的蓬蓬勃勃，而古老大陆本身的稻香、麦香、草香和几千年战争的血也染不醒的，泥土的香，反而显得敻辽而陌生了。不过，焦鼻子到底是焦鼻子，嗅觉已经不那样精确，所以只要是遥远的气味，尤其是西风里嗅来的，闻到什么就喜欢什么，没有选择，而自己脚下踩着的土壤和这土壤上的一切，倒愈闻愈像有股霉腐味了。
自信心的丧失，已经是一百多年的事了。在自卑感的压抑下，这民族表现了两种不同的反应：一种是排外，一种是崇洋。前者是国粹派，后者是国际派，前者妄想保持五口通商以前的原状，不明白所谓文化，原是有生命的东西，不可能永久冷藏在历史的冰箱里的，后者抛弃传统唯恐不及，效颦西方唯恐不似，但是不明白，文化原是生活加上心灵加上时间的一种东西，不是像借一条领带那样地容易拥有。
我们这一角所谓文坛，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西方现代文学的一小块殖民地。这种“澳门文学”是充满了矛盾的。它热心吸收西方的现代文学，但同时排斥西方的传统（古典文学，浪漫文学等）如排斥有毒的细菌。这种做法，就像一面在欢迎一个英俊的青年，另一面又坚持他不得具有自己祖先的血液，甚至也不得回忆自己的父亲一样。我们不难想象，抽去了《圣经》和希腊古典之后，西方的现代文学还留下了什么。抽去了但丁，还留下多少的艾略特呢？抽去了布雷克，还留下了多少的叶芝？我们的“澳门文学”信徒，一面津津乐道艾略特和叶芝，一面却耻于研究文艺复兴和浪漫主义，就像一个人去河边汲水，只要下游的水而不要上游的水，不知道下游的水原是从上游流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