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失衡、政治极权、经济差异、贫富差距、民族情绪不稳、社会价值观冲突……都是风险社会的诱发因素，“风险社会”正是人们意识到的自然、经济和社会政治制度等风险增加和风险加剧导致了社会结构混乱与无序，社会结构的变革与变迁也为社会风险上升创造了基础。[13]但因“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的广泛存在，使废水废气排放、固体废弃物抛弃等环境污染事件、重大传染性疾病暴发等突发事件的防范和治理难度极大。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结构急速变迁，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日渐突出。贫富差距扩大、财富分配制度不公正、社会分层极化、官员腐败、恐怖袭击等社会系统失衡问题，与自然灾害、病毒传播、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自然系统失衡问题、持续出现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如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工业酒精勾兑事件、有毒胶囊事件交错纵横，构成了转型期中国的风险社会状态，其直观表现是居民“不安全感”表现在越来越多方面，包括工作不安全、收入不安全、养老不安全、社会不安全、生态不安全、文化不安全和人身不安全等。
人们无法沿用过去积累的经验来预测是否会暴发突发事件，[14]政府也没有做好应对风险的准备。即使《突发事件应对法》已经颁布实施了7年，政府与民众风险意识依然薄弱，必要的突发事件应急培训与演练也远没有提上日程，对谣言和小道消息的控制与管理方法与策略成效不足，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临时性较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