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个体思想的意图是旧制度的污点,让人一时沉默,但言辞上的屈服与内心的不满往往相伴而生。1755年,《文学选编》(Choix littéraire)呼吁保障思想自由:“若将世俗权力或是权力的影子塞进文学共和国,想借此引导或推进才智的进展……这是荒谬的、危险的,权力会让文人沉默或撒谎。”[373]良言流于空,巴士底狱被一步步塑造为统治强力的象征,或恐吓手段,惯于使用的人不觉得有弊端,更无意革除。1785年,一名年轻人向书报审查委员会递交为卢梭辩护的信,得到的答复是:“烧掉它们,不然一定把你关入巴士底狱。”[374]1789年,有过牢狱之灾的兰格、塞尔凡、弗雷隆、布里索和米拉波侯爵都参加了革命。1790年,攻克巴士底狱一周年之际,有人在诗歌里将此举视为“法国人对暴君、阴谋和专制制度的胜利”[375]。梅西耶在《巴黎图景》中记录了不满宣泄之后的感受:“我亲眼见到那场革命,令人讨厌的古老制度再不会出现了。”[376]
文人因生活窘迫或警察的计谋充当间谍,他们熟悉文学共和国的机制,容易捕捉到反教会、反政府的言论,但后果严重。一个人有双重身份,忠诚与背叛、善良与邪恶的界限变得模糊,健全的交往难以维持。文学共和国本来就有许多社团、学会、科学院、阅读会,与之相应的是截然不同的趣味:崇古或厚今,勇敢或怯懦,有对理想社会的思考,也有为专制的辩护,各执一词,关于如何改善风俗、如何变革教育、如何培育美德、什么是合理的制度,相关的讨论总是四分五裂,加之严酷的舆论环境,达成共识的可能性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