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个体思想的意图是旧制度的污点，让人一时沉默，但言辞上的屈服与内心的不满往往相伴而生。1755年，《文学选编》（Choix littéraire）呼吁保障思想自由：“若将世俗权力或是权力的影子塞进文学共和国，想借此引导或推进才智的进展……这是荒谬的、危险的，权力会让文人沉默或撒谎。”[373]良言流于空，巴士底狱被一步步塑造为统治强力的象征，或恐吓手段，惯于使用的人不觉得有弊端，更无意革除。1785年，一名年轻人向书报审查委员会递交为卢梭辩护的信，得到的答复是：“烧掉它们，不然一定把你关入巴士底狱。”[374]1789年，有过牢狱之灾的兰格、塞尔凡、弗雷隆、布里索和米拉波侯爵都参加了革命。1790年，攻克巴士底狱一周年之际，有人在诗歌里将此举视为“法国人对暴君、阴谋和专制制度的胜利”[375]。梅西耶在《巴黎图景》中记录了不满宣泄之后的感受：“我亲眼见到那场革命，令人讨厌的古老制度再不会出现了。”[376]
文人因生活窘迫或警察的计谋充当间谍，他们熟悉文学共和国的机制，容易捕捉到反教会、反政府的言论，但后果严重。一个人有双重身份，忠诚与背叛、善良与邪恶的界限变得模糊，健全的交往难以维持。文学共和国本来就有许多社团、学会、科学院、阅读会，与之相应的是截然不同的趣味：崇古或厚今，勇敢或怯懦，有对理想社会的思考，也有为专制的辩护，各执一词，关于如何改善风俗、如何变革教育、如何培育美德、什么是合理的制度，相关的讨论总是四分五裂，加之严酷的舆论环境，达成共识的可能性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