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马克思关于“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方法正是对黑格尔关于历史与逻辑一致方法的“哥白尼式的倒转”，因为黑格尔把历史的开端和逻辑的开端，即最简单的范畴所在的地方视为研究的起点，而马克思则正好相反，他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这一最复杂的生产组织的结构视为自己研究的起点。
其四，黑格尔强调历史与逻辑一致的目的并不是出于对历史的尊重，更不是像恩格斯所想象的那样，体现出“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117]恰恰相反，他的目的是使哲学史和其他一切学科的历史融解在他的逻辑学中。换言之，让逻辑学君临天下，成为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其实，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早已指出：
在这里，注意的中心不是法哲学，而是逻辑学。在这里，哲学的工作不是使思维体现在政治规定中，而是使现存的政治规定化为乌有，变成抽象的思想。在这里具有哲学意义的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不是用逻辑来论证国家，而是用国家来论证逻辑。[118]
如果说，黑格尔试图通过历史与逻辑的一致的观念，用逻辑来吞并历史，那么，马克思则从其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出发，坚决反对逻辑对历史施加的任何暴力，肯定历史经验的始源性，并努力恢复历史的真相。谁都不会否认，《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在历史研究中的典范之作。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不是把历史作为逻辑的例证、插图或注释，而是突破黑格尔式的先验的逻辑架构，充分地占有历史资料，从而对路易·波拿巴的政变过程及其原因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说明。与黑格尔对逻辑范畴之间的差异性的重视相反，马克思重视的则是实际上发生的历史中真实地存在着的差异。当俄国民粹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把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套用到其他民族中去的时候，马克思尖锐地批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