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容我问一问，你参军前是做什么工作?”爱斯美问我。
我回答说，我刚刚从大学毕业一年，还没有工作，但我倒是愿意把自己看做是个职业短篇小说作家。
她有礼貌地点点头。“出版过书吗?”她问。
这对我来说是个常被提出的老问题了，而同时也是个总叫我头疼的问题，我并没回答她我是否出过那么一两本，而是开始向她解释，美国的编辑们是一伙——。
“我父亲的文笔很漂亮，”爱斯美打断了我的话，“我现在存了一些他写的信，将来好给后人看。”
“我对她说，在我听来，这是个很好的想法。我偶然又看了一下她那大表盘像是飞行员用的手表。于是问她，这表是不是原先属于她父亲。
她低下头，很庄重地看了一下表。“是的，”她说，“在我和查尔斯被撤走前，他把表给了我。”她不太自然地把手从桌子上移开，接着说，“当然，仅仅是为了做个纪念。”然后她便转了话题。“你要是什么时候能为我一个人写一篇故事，我将会感到非常荣幸。我是一个很热心的读者。”
我对她说，如果可能的话，我一定写，但我并不是个很多产的作家。
“也不一定非要很多产嘛!只要不写得愚蠢幼稚就好。”她沉思着说，“我喜欢悲惨凄楚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