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在《神思》篇中所引述的意会说，既有继承老庄哲学的根由，也有汲取佛教思想中“心传”观念的成分。据《五灯会元》记载，一次在灵山会上，大梵天王以金色菠萝花献佛，并请佛说法，而佛祖释迦牟尼一言不发，手拈菠萝花遍示大众，意态安详。此时会中诸佛不能领会佛祖的意思，唯有佛的大弟子迦叶尊者妙悟其意，破颜为笑。释迦牟尼将花交给迦叶，嘱告说：吾有正法眼藏，涅椠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于是便将衣钵传给迦叶。这个佛教故事所讲到的不立文字、心心相印、妙悟得法的“心传”思想对于中国文化影响甚巨，其与中国固有的觉悟观念紧密结合，在魏晋时深刻地熏染了此时的文人墨客和普罗大众，因此各种类型的文艺都不约而同地心仪于妙悟论，不足为怪。
在《神思》篇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刘勰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神思，即速捷与渐进。他认为“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曹植、祢衡等是属于速捷类的，而司马相如、扬雄等是属于渐进类的。这大概也是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响。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禅宗已经产生了以道生为代表的“顿悟派”，而另外一批的人属于传统的“渐悟派”。刘勰的这种关于神思的分类应该是与此时的禅宗思想的分野有一定的关系，毕竟佛教自传入中国之后，一直在经历着中国化的过程，不断地与本土的哲学思想相融汇，形成中国独有的佛教思想体系，南北朝正是一个重要的佛教加速本土化的时期。在刘勰生活的南朝梁代，梁武帝是一个兼容佛教和儒家思想的皇帝，既崇佛又崇儒，并行不悖。具体到禅宗而言，起初是渐悟派占据上风，这与印度本土的佛教苦行思想更接近一些，但是随着时代的演进，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至迟在隋末和唐初就形成了“顿悟”与“渐悟”两种不同修行之路分庭抗礼的局面。无论是顿悟观还是渐悟观，都与文艺的直觉思维和灵感思维有着很大的相似性。由于审美活动与参禅悟道都是一种心理活动和心理过程，并在心理活动的某些现象上有相通之处，再由于中国此前的哲学思想都十分重视理解事物时的直觉和体验，还由于在文艺创作中追求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审美境界，因此，佛教禅宗对魏晋时期文艺创作和理论产生广泛影响。可以说，魏晋的艺术实践和理论已经能体现中国传统文艺重视体验，重视直觉，重视领悟的特点。魏晋时期的理论探索已经建立了文艺领域的较为成熟的妙悟论，这种理论强调从生命运动的直感出发，神思飞扬，意会言传，领悟和表现宇宙运动的节奏和韵律。魏晋时期的文艺创作，一直努力要创造一个具有意味的、时空合为一体的宇宙，把自我的生命投入宇宙生命的整体运动中，体会、觉悟和表现这个运动的深远意蕴。魏晋的妙悟论和其在文艺创作中的实践对此后的中国传统艺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