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史学的通俗形式，还有一些是属于蒙学、乡塾读本。顾锡畴的《纲鉴正史约》36卷和梁梦龙的《史要编》10卷，是这类书中较有特色的。前者编年纪事，大致反映出历代史事的梗概；后者包括正史、编年、杂史各3卷，史评1卷，意在使学习的人既学了历史知识，又粗知了史书的表现形式。程登吉编的《幼学琼林》，是关于中国历史文化极通俗的读物，偶句押韵，朗朗上口，在明清两代有广泛的流传。
明代的历史教育在科举取士这个环节上赶不上前朝，更多受到重视的是“四书”、“五经”、《御制大诰》、《皇明祖训》，以致顾炎武有“史学废绝”[23]的感叹。但明皇朝对于贵戚、大臣、文武百官的“善恶以为鉴戒”的历史教育却极为重视，故按一定主题编辑的、语言通俗的各种“录”、“鉴”甚多[24]。这是明代历史教育的一个特点。它的另一个特点是，同严肃的史学在科举考试中受到轻视的情形相反，通俗史学却在市井民众、乡塾蒙学那里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明代官修的史书，有流传至今的2909卷的历朝实录，统称《明实录》，是为记录明代历史最完备的第一手材料；有官修《元史》210卷，是为“二十四史”之一。私家撰述，有王世贞的《弇州四部稿》、《明野史汇》、《弇山堂别集》、《弇州史料》等，有李贽的《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等，有王圻的《续文献通考》、《稗史类编》、《三才图会》等，有焦竑的《国朝经籍志》、《国朝献征录》等，有谈迁的《国榷》。王世贞、焦竑、谈迁的成就在于本朝史撰述，李贽的成就主要在历史评论及其批判精神，王圻的成就在于对典制体史书的继承和发展。这些成就，显示了明后期私人撰史崛起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