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少人认为，除了获得国际范围的视野之外，中国更为迫切需要的是自由的贸易，平等的交往以及睦邻友好，因此，开放更多的港口，允许更多的进口，制定更低的关税，减免各种通行税——总而言之，自由贸易才是解救中国的“灵丹妙药”。这样的观点，在二三十年前或许更为热门。那个时候，中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充分地渗入到澳大利亚和美国，但这样的交往并不总是有利于“自由的贸易”与“睦邻友好”的关系。很多时候，来自中国的茶叶和草帽缏的质量并不能使外国人感到满意，但西方国家出口到中国的产品质量难道就会与之有很大的不同吗？
国际贸易作为文明交流的附属品，会产生无可比拟的价值，然而对于一国的改革，却并没有多大的帮助。现代政治经济学的领军人物亚当·斯密认为人类是“商业动物”。他说没有两条狗懂得相互交换骨头。倘若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甚至在每一个大城市中都存在一个为狗儿们服务的骨头交易所，这对狗的性格将会产生何种必然的影响？在古代，最好的国家并不是那些贸易强盛的国家，他们往往都是最差劲的国家。然而现代的情况完全不同，造成这种变化远不是贸易的因素所能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