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在大军的营帐中，朱瞻基与随驾的阁臣杨士奇和杨荣促膝长谈，他问：“人君控驭天下的权柄，采用哪种方法最为重要？”杨荣回答道：“不外是褒奖有德之士，征讨有悖逆行为的罪人吧！”朱瞻基道：“你说得对，这二者就是制衡天下手段啊！大舜一下子提拔了十六位贤臣，又诛杀过四凶，而天下之人莫不臣服，因为大舜是以天下人的好恶为标准行事！齐威王烹杀了阿邑的大夫，而重赏了即墨大夫，是不受左右之人的蒙蔽啊！”在这里他引用了两个典故，其一，是舜帝提拔素有贤名的“八元”“八恺”为相，又诛杀了恶名昭著的“四凶”，从而天下大治。其二，是阿邑大夫贿赂了齐威王的左右侍臣让他们为自己美言，而即墨大夫不愿奉承他们。左右侍臣就在齐威王面前诋毁即墨大夫，并说阿邑大夫的好话。齐威王派人视察阿邑和即墨时，发现阿邑治理混乱，百姓困苦，而即墨政治修明，百姓安居乐业。齐威王察明实情后，烹杀了阿邑大夫和曾为他美言的侍臣，重赏了即墨大夫，齐国因而大治。朱瞻基以此来表明自己实现命德讨罪的决心和政治理想，得到杨士奇和杨荣的肯定和褒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