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朝最后一次重大国策调整,悄然完成。但这次调整,埋下了四五年后明朝“亡于内,而非亡于外”的伏笔。
明末清初史学家吴修龄说:“京城有警,洪公(洪承畴)、孙公(孙传庭)一去一留,及为正计,而齐撤之以开贼生路。”这个判断无疑是正确的,如果调洪承畴入卫,而留孙传庭继续剿寇,明朝的历史极有可能被彻底改写。但现实却是,崇祯把帝国最猛的将领和部队,通通投入攘外,使得中原出现了剿寇的兵力空虚地带,义军很快“春风吹又生”,卷土重来。
《明史》记载,洪承畴、孙传庭离去后,李自成“稍得安”。李自成获得喘息机会,借用河南大饥荒的机遇,以“迎闯王,不纳粮”相号召,在河南重新聚拢起庞大的队伍。这次,明朝没有机会了。
更可悲的是,入卫不久,孙传庭蒙冤,竟被投入监狱。
帝国无人可用,而名将在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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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孙传庭入狱的原因,已很难清晰呈现,但离不开这几个基本因素:陕西权贵的诬告,朝廷高层的内斗,以及崇祯的刚愎自用。
孙传庭曾说:“臣以痴忠,取忌当路者甚众。”因为真心为国尽忠,他得罪了太多人,隐约有不祥的预感。
孙传庭为人直率,他对当时的国策和朝政很不满,所以一直在上疏请求面见崇祯。在奏疏中,他直言:“今日之事,臣不能,谁为能者?臣不任,谁肯任者?……独是向来悠悠忽玩,夸张诞妄,虚廿余年岁月,糜几万万金钱,而秋毫罔绩,遗忧君父者何人?”已经入阁的兵部尚书杨嗣昌看到这些语句,认为孙传庭是在批评自己,加上当时京城盛传孙传庭将要取代杨嗣昌,于是他扣下孙传庭的奏疏,阻止陛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