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反对灾异的神秘主义的观点，也是他重人事的思想的组成部分。唐玄宗开元二年，发生两件事，一件是太史预报庚寅日将有日食发生，结果没有出现日食。宰相姚崇上表祝贺，请求把这件事记到史册上。玄宗同意姚崇意见。第二件是太子宾客薛谦光把武则天制作的一口鼎献给玄宗。鼎上有铭文，这篇铭文的结尾是“上玄降鉴，方建隆基”。姚崇上贺表，说是玄宗（李隆基）的受命之符，并请宣示史官，颁告中外。司马光批评这样的做法，说：“日食不验，太史之过也；而君臣相贺，是诬天也。采偶然之文以为符命，小臣之谄也；而宰相因而实之，是侮其君也。上诬于天，下侮其君，以明皇之明，姚崇之贤，犹不免于是，岂不惜哉！”[42]
司马光史学思想有积极的内容，但是他的折中主义的哲学观点，使得他的思想显现出矛盾与驳杂；他的政治态度，给他的史论打上烙印。
司马光批评了天人相关的灾异论，但又肯定“天”是支配社会的有意志的力量。他说：
天者，万物之父也。父之命，子不敢逆；君之言，臣不敢违。……违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顺天之命者，天得而赏之。……君明、臣忠、父慈、子孝，人之分也。僭天之分，必有天灾；失人之分，必有人殃。[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