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反对灾异的神秘主义的观点,也是他重人事的思想的组成部分。唐玄宗开元二年,发生两件事,一件是太史预报庚寅日将有日食发生,结果没有出现日食。宰相姚崇上表祝贺,请求把这件事记到史册上。玄宗同意姚崇意见。第二件是太子宾客薛谦光把武则天制作的一口鼎献给玄宗。鼎上有铭文,这篇铭文的结尾是“上玄降鉴,方建隆基”。姚崇上贺表,说是玄宗(李隆基)的受命之符,并请宣示史官,颁告中外。司马光批评这样的做法,说:“日食不验,太史之过也;而君臣相贺,是诬天也。采偶然之文以为符命,小臣之谄也;而宰相因而实之,是侮其君也。上诬于天,下侮其君,以明皇之明,姚崇之贤,犹不免于是,岂不惜哉!”[42]
司马光史学思想有积极的内容,但是他的折中主义的哲学观点,使得他的思想显现出矛盾与驳杂;他的政治态度,给他的史论打上烙印。
司马光批评了天人相关的灾异论,但又肯定“天”是支配社会的有意志的力量。他说:
天者,万物之父也。父之命,子不敢逆;君之言,臣不敢违。……违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顺天之命者,天得而赏之。……君明、臣忠、父慈、子孝,人之分也。僭天之分,必有天灾;失人之分,必有人殃。[43]